我顺着她的话茬轻声问，指尖拂过她发间的湿气：“那怎么会学歌舞？”
她笑了笑，梨涡里盛着月光，漾出点苦涩的甜：“穷怕了。小时候看县城剧团下乡演出，那些穿亮片裙的姐姐们站在临时搭的木板台上，转起圈来像会发光，我就扒着后台的草垛子看，心想要是能靠跳舞离开大山就好了。”
她的指尖微微收紧，指甲在我胸口留下浅淡的印：“我爸在矿上砸断了腿，家里欠着几万块外债，债主天天堵在门口骂。我十七岁就背着蛇皮袋去省城学舞，舞房的地板比冰还凉，每天练到凌晨，脚背肿得像发面馒头，贴满膏药还接着跳。”
“后来考上艺校，靠奖学金和在酒吧伴舞才读完大学。”她顿了顿，声音轻得像叹息，“毕业那年在全国舞蹈大赛上拿了金奖，李成他来后台找我，衣冠楚楚，器宇不凡，说给我年薪千万，让我当歌舞团团长。我当时觉得是天上掉馅饼，都没看完合同就签了字。”
我望着她眼底的憧憬与落寞，像揉碎的星子撒在湖面上，忽然明白那份拜金里藏着的不过是穷孩子对安稳的渴望。
伸手将她揽得更紧些，她的发丝蹭过我的下巴，带着兰草香混着点汗湿的甜。
窗外的月光渐渐淡去，东方泛起鱼肚白，方清雪已经起身梳洗。
她对着镜子描眉时，指尖微微发颤，像是在给自己打气；换上月白色旗袍，对着镜子系盘扣的动作格外认真，一颗一颗扣到领口，仿佛在完成一场仪式。
“我得回歌舞团排早场，”她转身时，耳坠上的珍珠晃了晃，在晨光里投下细碎的光，“晚上……我还能来吗？”
